——《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
文/楊楠
一、《萬歷十五年》的優缺點
2019年秋博雅讀書會的林凱博士組織了一場關于《萬歷十五年》的讀書交流活動，這本書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出的時候著實火了一把。但早在21世紀初的時候，該書就在學生中間頗為流行了，那時我也跟風買來讀了一遍。那個時候距離該書在大陸的出版，已近二十年了。1982年該書在大陸初版時，即在大陸引起了強烈反響，并歷經近四十年不衰。這本書何以如此暢銷呢？
從書本身的角度探究，原因無外乎有三：
首先，《萬歷十五年》一書的切入視角和敘述方式與眾不同。暫且不說該書初版的八十年代，就是在剛進入21世紀的時候，大陸關于歷史的學術性作品都是枯燥乏味的學術論文或者教科書體。而《萬歷十五年》以其獨特的視角，新穎的形式，流暢的文筆進行嚴謹的學術創作。其所引起強烈反響是必然的。而書中所述的那段歷史，雖然是歷史學者所熟知的，卻是普通民眾所不甚了解的。民眾從來都不曉得我們的歷史事實，而這些歷史事實與他們腦海中不知如何形成的那種認知完全不同。譬如對皇帝的論述，民眾才曉得了原來皇帝并非是他們心中無所不能的；譬如對海瑞的論述，更是與文革中的海瑞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如此種種，在學術之外的讀者中形成強烈反響便是理所當然。
其次，《萬歷十五年》的問題意識?！度f歷十五年》一書充分地反映了其作者黃仁宇的問題意識，即承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與世界潮流相沖突的根源何在？中華與世界相互融合的歷史走向何處？對于這種問題意識，美國那邊的異邦人是感觸不深的，但于我華夏同胞卻很容易產生共鳴。黃仁宇的這種問題意識在清末至民國的幾代學人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而此類問題意識，也同樣在八十年代的那代人身上清晰的體現了出來。不同年代的問題雖略有不同，但問題意識卻是一樣的，有困惑、有問題、想要尋求答案的強烈沖動是一樣的。這也就是該書常讀常新的原因之一。因為即便是幾十年后的當下中國，很多問題依然存在，不過是換了種形式或是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而已。
最后，《萬歷十五年》準確性強，忠于史實。該書畢竟是黃仁宇在美國完成的學術類作品，以美國對學術作品的嚴格要求，且作者曾是紐約州立大學的終身教授，因此，該書在基本史實上沒有錯誤。黃仁宇作為余英時先生的學生，畢竟還是從該段歷史中有所心得。以上種種確保了《萬歷十五年》一書的品質，令其不會像其他暢銷書一樣只是曇花一現。
正因為以上三點，該書才能長久不衰。
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無缺的作品，而該書畢竟成書于四十多年前，盡管筆者并非歷史專業出身，但以筆者淺見，《萬歷十五年》一書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視角的局限。四十年來，歷史學科的認知在不斷發展。書中所寫的萬歷年間的歷史是從中國自身角度對于明朝歷史的認識。而在當前流行的全球史角度下，將明朝歷史放在全球史的視角下進行梳理和重新認知，會有不同的收獲和洞見，有些問題也許就迎刃而解。
作者仍然局限于政治史、軍事史以及與之相關的財政史的角度來觀察歷史，這樣的歷史終究只一個斷面。如果更深入的從不同群體切入、從經濟的（而不僅僅是財政的）角度、社會史等多重視角來重新審視明朝末年（萬歷年間）將更有助于把握那段歷史。
以上兩個局限，非作者之過，是時代的局限，無人可以避免。
第二，學術功底不夠深厚。問題意識固然是《萬歷十五年》的一大特點，但作者是否因于問題意識而惑于問題意識，致使在該書中由于這一問題意識的存在，而對歷史認知有了某種先入之見？這可能將會是本書最大的問題所在。
作者的學術功底是符合美國學者要求的，但其畢竟不是大師，于學術問題上也未必全然無錯，其半路出家影響明顯，學術功底確實不夠深厚。因此，美國主流學術界對其認可度不高，不能簡單的認為是排外所致。
第三，對歷史人物認知不到位。作者行伍出身，雖接受學術訓練成為學者，終究不是傳統文人，對于中國歷史上傳統文人的認知不夠深刻。因而作者對李贄的認知把握不到位，而張居正、申時行、海瑞無一不與李贄一樣是傳統文人中的各類典型，因而，作者對這些作為歷史人物的文人的把握多少總有所欠缺。
否定即肯定，以上雖為《萬歷十五年》一書中的局限所在，然瑕不掩瑜，該書仍不失為一本難得的好書。
二、《萬歷十五年》的內容
歷數該書的優缺點之后，該書究竟講了什么呢？
《萬歷十五年》的結構即以萬歷十五年一年中發生的事情察微知著，以小見大的描述了大明王朝之衰亡及其不可避免的情況。該書呈現給讀者這樣一幅歷史畫面：在大明王朝，皇帝苦悶、內閣苦悶、文官苦悶、武將苦悶、軍兵苦悶、百姓苦悶、文人思想家亦皆苦悶，主流苦悶、非主流亦苦悶。問題表現如此，那么這個問題背后的癥結是什么呢？黃仁宇在該書中認為：“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作為大明王朝改革者的張居正么？——“世間已無張居正”，意味著改革者已經不可能再有了；海瑞這樣的文人么？不合時宜；戚繼光這樣的將官么？明朝的傳統便是重文抑武；李贄這樣的思想家么？其作為社會的異類，不但被處死，而且自己終究也沒有尋得解決問題的路徑。
該書一章講述一個人物，前后相因，串聯成篇。在該書一開始，借由萬歷皇帝、首輔申時行二人，講述皇帝與文官集團。藉由此，提出問題，并指出：“即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的產物”、政權“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受到很大的效果……，唯一剩下可行的便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的文官，但國家的最大的問題也就是文官”、“就算本朝推行倫理道理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接下來的“世間已無張居正”、“活著的祖宗”兩章，講述改革者與明王朝保守勢力兩個方面的同時，對前述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最后三章從海瑞、戚繼光、李贄等三人的不同角度，說清官道德楷模的海瑞的路徑解決不了大明王朝的問題、作為軍事家的戚繼光從軍事的角度解決不了大明王朝的問題、作為思想家的李贄也無從尋得解決大明王朝的問題，乃至身死。其以李贄作為最后一章，暗示了以下論斷，思想影響行為，行為源自思想，如果連思想上都沒有尋找解決問題的可能路徑，那么問題終歸是不可能被解決的，大明王朝的滅亡就是必然的了。
全書最后末尾如下話語作結“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在此基礎上，作者又分別在自序和所附文章《<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先后兩次強調如下觀點：“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保證沖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因之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
三、明帝國的問題及其根源
正文前文所述，對于問題及其解決可能，黃仁宇是如此認為和作答的：明朝最大的問題是文官，種種問題根源以道德代替法制；對于明朝而言，沒有解決問題之可能；對于中華民族而言卻是創造歷史的契機。但歷史是否確如是呢？問題的癥結只是以道德替代法制么？問題是否確實沒有解決的可能呢？故態重萌決無可能？為了準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先就問題產生的原因做一分析梳理，在此基礎上在推究導致問題的各因素的根源為何。
筆者認為，首先問題本身便并非黃仁宇所認為的那么簡單。任何一個問題均有其根源，有其歷史的必然。大明王朝后期所呈現出的種種問題，在其成立之初便已埋下了隱患。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指出的諸多問題皆肇始于明帝國建國，但其影響因素可不止于明朝建國。朱元璋初創明帝國時，南宋已亡國近百年，宋的制度文明已被元所打斷。而元帝國，作為蒙古帝國的漢化版，雖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唐宋的制度，也深受為唐宋影響的金帝國制度的影響，但終究是在草原文明蒙古民族的傳統之下所建立的。詳察制度史可知元朝制度與唐宋頗多不同，官制沿革至此是一大變。中華文明造極于唐宋，這個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之后的元明清制度皆遠遜于唐宋。明朝沿襲元制，時間近是一個原因，朱元璋自身的文化水平及其核心團隊的自身因素也是一大原因。而元朝的制度如果從專制的角度來看，遠比唐宋制度稱帝王心意的多。唐朝時候，百家姓李姓還排不到第一；宋朝時，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而明朝呢，則是獨夫一家，科舉所產生的官僚集團不過職業經理人而已。簡言之，大體而言，明承元制致有兩大缺點：皇權擴張，制度不諧。前者，致各種流弊；后者，則產生了無數打補丁的需求。這些流弊和補丁的負面效果，在《萬歷十五年》所描述的歷史圖景中也多有展現。
明初朱元璋廢相設內閣，自此以后明朝無丞相。這是我國專制社會的歷史演進之必然，是封建專制獨裁制度終極形態的必然表現。內閣首輔“雖無相名，實有相職；雖有相職，實無相權；既無相權，卻有相責。”其原因就在于，與相權不同，相權是有其獨立根基的；內閣的權力是皇權的派生，皇權無限大，所以當皇帝支持或皇帝弱勢時，內閣的權力便顯得無限大；當皇帝不支持或者干脆想要廢相時，一道旨意即可。也正因為如此，當宦官得以專權時，看似無比強大，能調動文武百官、百萬兵將的內閣，則毫無對抗之力。內閣從一個負責執行的秘書機構逐漸成長為負責決策的帝國核心、百官之首的時候，如果沒有制度上予以正名，自然會亂象叢生。
元帝國是商業帝國，而任何物體/政體都有其優缺點，而在其衰亡階段，缺點會被放大。朱元璋看到其缺點，而思圖解決或避免。但由于其自身認知、經驗的局限，尤其是小農意識的影響，以實物經濟替代貨幣經濟，就有長期圍繞明帝國的諸多問題，這是經濟領域的原因。書中所提到的張居正的稅制改革等便是明朝發展到中期時事實上以銀本位來替代明初實物經濟的情況。然而，一個國家的制度圍繞實物經濟設立的情況下，稅收環境和經濟體自身以銀本位運行，二者之間自然會產生各種不協調。
查看明王朝的制度，印象很深的是與羅馬帝國晚期戴克里克所創制的制度一樣，人的身份被固定，代代沿襲。一個制度為了解決問題而產生，但其產生卻是為其意識形態所服務的，也受到了歷史局限影響，并由于個人的特性所決定的，明王朝即是如此。
思想方面，宋明也差距明顯。宋的風氣開放和包容程度遠超過明，我們百姓所熟知的一些所謂三從四德之類的傳統陋習很多是從明傳至現在，而皇權對民間言論、書籍的管制，也在明朝上了一個臺階。宋時文人在皇權體制下還受尊崇，是共治天下的盟友，明朝就是打工仔，清朝就等而下為奴才了。這些種種背景、環境都決定了明朝的思想環境遠遠不及宋朝。宋朝從五代的文化沙漠中星火相繼的傳承并進一步光大了中華文明，思想領域百花齊放，雖不如春秋時百家爭鳴，卻也是精彩紛呈。反觀明朝除了千古一人的王陽明緣陸九淵一脈集儒釋道后體證踐行成心學之大成外，明末三人之前再無思想的閃光。
因此，《萬歷十五年》所呈現和沒有呈現的明朝的種種問題不過表現形態而已，是不夠完備的專制制度形式在華夏文明（制度文明）發展到此一歷史階段的必然?；蕶嘀粮邿o上，對內壓迫、防兵、防民，對外防海、防牧。漢王朝，華夏文明有著對周邊民族的文明優勢（尤其體現在技術方面）；明朝沒有，它沒有遠超蒙古、日本的技術優勢和文明優勢。唐朝是一個擴張帝國，是橫擴草原-農業社會建立的二元帝國；明朝不是，它既不擴張，也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帝國。從全球的視角可以看到，明朝的鎖國并非其所特有的現象，德川幕府亦鎖國。這不是簡單的地理刑天原因所能夠獨立影響和注定的，二者有著共同的原因——對穩定的追求；獨裁王朝建立后，對秩序感的追求。有內而無外，不追求擴張。前述論及的沿襲元朝的政治體制，廢除宰相、皇權獨大，實物經濟，戴克里克式的制度，閉關鎖國，思想上的保守等等這些造成明朝政治、社會、經濟中眾多弊端的原因，無一不是對穩定的追求和子子孫孫, 千秋萬代,永享帝業的秦始皇專制思想的又一次呈現。
如作上述各方面的種種分析以后，便可以知道，明朝的問題確實是制度的問題，但明朝最大的問題不是文官；無論制度還是思想方面，其癥結也絕非以道德代法制。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但這只是前半句，只談前半句是有失偏頗，片面的，必須把下半句加上：上層建筑作用于生產力。大明王朝的癥結恰恰在于這后半句，上層建筑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故產生其種種惡果，乃至衰亡崩壞。
那么是否如黃仁宇所說，“沖突既開，恢復故態決無可能”呢？恐怕未必。明末崩壞，清朝建立，又是一個加強版的明朝，它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明朝的部分問題，結果確實把皇權推向了極致，專制帝國制度堪為人類文明之最。種種問題比明又有過之而無不及：異族政權，私心專制；全有法術，不見制度；秘密政治，一夫獨裁；禁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地方無權；考試愚民、羈縻人才。
因此，一旦帝國在文明的沖突中崩壞垮塌，我們就會創立一種新的好的制度的情況，絕非一種歷史的必然，而是僅僅提供了一種可能性。但黃仁宇最終說的也對，這種沖突畢竟“因之而給中國留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造歷史的機緣”。清末乃至現在，即是這樣一個大機緣，但歷史的沉重之處在于，傳統中的很多深層的問題尾大不掉，我們現在依然深受其害。
百年雖長，卻不過歷史一瞬。從千年萬年的角度，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筑；但從百年的維度來看，上層建筑抑制生產力的發展卻常常出現。古今中外，例證比比皆是，其惡果也并非即刻顯現，而是有其滯后性，逐漸呈現。一個經濟體的體量越大、范圍越廣，容忍度就越高，這種滯后性的呈現也就越慢。明如此，清亦如此。
生產力到了要充分發展的階段，而制度、思想等等均由于歷史的、利益的原因而對其抑制。雖然我國的這一問題因明朝先亡而得以茍延，但終究萬歷百年后到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時刻，可以說萬歷十五年的問題，不是某一年的問題，不是某一帝的問題，不是某一王朝的問題，而是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問題。時至今日，我們也仍然在解決著問題，尚未得到最終之答案。用唐德剛先生的一個比喻來講，我們中華民族如今還航行在歷史的三峽之中，尚未走出。
